由故训以明理义 ——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的新阐

2019-10-08 12:57 来源:未知

清代经学是以考据学的形态出现的。顾炎武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1]盖流风所及,戴震早年论解经方法有类于顾氏,他在《与是仲明

在《简史》中,冯友兰专提清学对宋学的反动,而不提清学对宋学的继承及发展。最后还说“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从先前的《清代道学之继续》,到后来的《对于新儒家的反动》,冯氏思想的流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时间:2007-3-9 17:11:25 来源:不详

东原(戴震)在1757年以前还承认宋儒的经学“得其义理”,而后来竟转谓义理不在古经之外......这一转变必须以排斥宋学为其先决条件,则自不待言。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冯氏在《哲学史》中拟定的标题即为《清代道学之继续》,是要说清代的乾嘉学派(或曰朴学),虽然表面上是重返汉学,立足于文字训诂,尽量少谈义理,但实际上仍然是宋明理学的延续。所以,冯氏有了“汉学家之义理之学,表面上虽为反道学,而实则系一部分道学之继续发展也”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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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学与宋学的关系,自近两百年以来就有两种主流而不同的观点:一种以为清学即为宋学之全面反动,另一种则以为清学实为宋学之续。

一、戴震哲学方法论的确立

2、理学即经学、藏理学于经学

“理学即经学”这一口号的提出,回应了清代考据训诂学的一个历史使命:以经学来治理学,因此是对宋明理学的一种回顾。那个时代,“经学即理学”大概是一种有力的风潮:

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

顾炎武说,广义的理学古来有之,就是治经之学:皓首穷经而显理。如今所谓的理学(狭义,指宋明理学),是“禅学”,不从五经中发挥而以所谓“语录”为资,实不足取。而“非数十年不能通”、“没身而已”,大抵就是清代考证训诂之学与汉代治经之学的气韵暗合之处:都是需要付出长期而琐碎的努力的。

不但顾炎武说“理学即经学”,方以智也说“藏理学于经学betway必威手机用户端,”。这种重返经学的动向,在考证学集大成者戴震看来,其意义在于: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 ,而我心之所同然者 ,乃因之而明 。贤人圣人之理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戴震集》

个人以为:无论是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还是方以智的“藏理学于经学”,都没有说要彻底否定理学,而是以汉代的治经之术,来重新研究和定义理学,涤除理学当中老庄、禅和矫诬经典的成分。不过,正如之前所言,各家所言的“理学”范畴是不一样的:在顾炎武那里,两汉经学也是理学!而从戴震看来,考证和训诂的终极目的,仍然是求“贤人圣人之理义明 ”。在这一点上,清学和宋学倒是取得了目标上的一致。戴震本人也是这样实践的,他作了很多训诂的著作,最后还是写了一本谈义理的《原善》。不过,他的这种做法,并不为乾嘉学派主流所认可。

两汉是儒家“道问学”的第一个盛世,到了清代则进入第二个盛世,中间就夹着宋明理学这样一个“尊德性”的盛世。窃以余英时的这段描述,来说说这三个儒学盛世之间的关系:

下逮乾嘉之世,此一重大转变已在暗中完成,而思想史上的问题也随之而异。以前程朱与陆王之争至此已失去其中心意义,代之而起的是所谓汉学与宋学之争。但汉宋之争只是表象,事实上则是考证与义理之争;而考证与义理之争仍未能尽其底蕴,其究极之义则当于儒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两个传统的相互争持中求之。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

时代的大流固值得研究,但就清代学者的反宋入汉,抑或承宋而言,恐怕要因人而异论。


初于2018年1月18日。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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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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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乾嘉时代的学术界中,哲学无疑是个冷门,性与天道,鲜有问津。虽然戴震对这些很感兴趣,大谈理欲之辨,可当时没有多少学者与他共同讨论这些问题,那些抱残守缺的宋明理学信奉者早被学术界看作边缘人物,其理论水平也难与戴震争锋,有趣的是,倒是一些文人在那儿喋喋不休、说长论短。所谓汉宋之争,也并非汉学家与理学家围绕某些具体哲学问题进行争论,更多的是后人门户斗争的结果。当时学术界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处理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之间的关系,这是当时学术界有意识地探讨的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哲学家、经学考据大师,戴震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思索也不断地影响他的义理之学的创造,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哲学方法论,即“由故训以明理义”。戴震的哲学方法论对清代汉学家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波及近世的哲学研究方式。

2、工作方法上清学师承汉学,而非宋学

清代乾嘉学派的主要工作方法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学,都是偏技术流的。这些都不是宋明理学所用的主流技术。宋明理学着重发挥的是义理之辨,是纯粹思维层面的运动(用反宋学者的说法就是“虚掠高玄”)。我之前写的《魏晋之后的儒、禅合流》,大意是说宋明理学的这种义理之辨,主要汲取于“演说老、庄”的魏晋玄学,和西土传来的禅宗佛学,与汉学是大不同。

宋明理学视汉唐无儒,自言直承孔孟。而清学掉了个头,说宋明理学矫枉经典,是离经叛道,又要重返汉学。之所以要重返汉学,是因为“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惠栋)。大意是汉代距离孔孟圣人的年代不久远,汉学家的立言大抵还是靠得住的。在这一氛围之下,极端的汉学者因此提出了“凡汉必好”的说法。

如此种种,就是清学在工作方法上对宋明理学的一大反动。这其中,惠栋一派最为极端,说“宋儒之祸甚于秦灰”、“宋儒不识字”。梁启超这样评价:

惠(栋)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其言“汉经师说与经并行”。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在惠栋那里,汉代经学家所说的、所注的,与儒家古典的经书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而惠栋的工作方法就是“唯求其古”,以汉学来非宋学。既然“唯求其古”,则必然“入经”并诉诸考证训诂之学。清代学者对考证训诂的手艺极为看重,如获至宝。以至于凌廷堪(1757-1809年)说:

古学之兴也,顾氏(顾炎武)始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指胡渭)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指梅文鼎)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指阎若璩)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指惠栋)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戴震)出而集其成焉。

——凌廷堪《校礼堂集》

从凌廷堪的说法来看,清学所用的种种训诂考证的技巧,是“千余年不传之绝学”: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发端,到戴震集大成。言下之意,这门手艺是宋儒没有掌握的!因此,清学在工作方法上可视为对宋学的反动。清学自称上承“千古不传之绝学”者,不只凌廷堪一人。江潘(1761-1830年)也说:

经术一坏于东西晋之清谈,再坏于南北宋之道学(宋明理学),元、明以来,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指惠周惕 、惠士奇、惠栋)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

——江潘《汉学师承记》

在江潘看来,经术自两汉以后,就不传(“千载沉霾”),直到本朝三惠重新发现,才使得“汉学昌明”。江潘与凌廷堪的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训诂之学是宋儒没有掌握的,而独复于清,只不过江认为是三惠重新发现了训诂之学,而凌廷堪认为训诂之学肇始于顾炎武而已。

在清代学者手中重新发明的训诂考证手艺,是直承两汉的。与东西晋的玄学,以及宋明理学都没有血缘上的师承关系。这似乎是清代学者企图仿照朱熹发扬的那套“道统”观念,来建立自己的“道统”说。这种“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千载沉霾,一朝复旦”的说法,在朱子建立“道统”说的论文中,时常有所发扬(见本人《魏晋之后的儒、禅合流》)。清代学者的这套“道统”说,与宋明理学越过汉唐直承孔孟一样,也是“隔代相望”和“向古而治”的。

梁启超也认为,清代的考证训诂,就是要通过复古来解放宋明理学(“以复古为解放”)。梁氏说的这种“解放”,大抵和现代人说的“革命”含义差不多。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余英时以为:戴震在1757年前并不反宋学,说它们“得其义理”;而在此之后则急剧转向汉学,“谓义理不在古经之外”,要走上汉学皓首穷经的老路,这相当于否定了宋学(宋学不治经,或不重于治经)。余英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戴震受到了他的好友纪晓岚(1724-1805年)和惠栋(1697-1758年)反宋立场的影响。此外,仍有证据表明,乾嘉学派对空谈义理的宋学整体持敌对态度,这或许也给了戴震相当大的压力。这一点,从戴震写《原善》前后即可管窥一二。

这两本书我都看过了,《简史》是多年前看的,而《哲学史》则是新看。细究之下,两书在前后有些许差异之处,追根溯源或许能发现这位20世纪广有盛名(学术方面)的哲学家思想上的一些流变脉络,更或能借此管窥清代立国近300年学术史上纷争面貌一二。

国人所广泛周知的,大抵是后一本:为冯友兰1947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的英文演讲稿汇编而成,书成于1948年。而他的《哲学史》成于20世纪30年代,成书时间还要在《简史》之前。

冯友兰(1895-1990年)写过两本中国哲学的通史,即《中国哲学史》(以下简称《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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