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是卖国贼吗?为什么五四运动时曹汝霖被

2019-05-28 19:58 来源:未知

图片 1曹汝霖 曹汝霖(1877年—1966年)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字润田。五四运动时期,被指为卖国贼,住宅遭烧毁。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不愿意与日本人合作,拒绝担任伪政府总理大臣一职。后被动挂上“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衔。与之相反,“五四运动”的健将,火烧曹汝霖住宅的北京大学学生梅思平,却主动投靠日本人,做了一个名符其实的汉奸。 五四运动是公认的爱国主义运动,人们都很熟悉,最有名的火烧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更是尽人皆知的大快人心事,而且几乎所有书籍文章中提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时都冠以“卖国贼”的称号。其实即使是新文化的启蒙巨匠胡适,在自己的书信中也对烧曹宅和打砸很不满,诸多批评。可是很少有人详细考察他们的卖国行为,而把这几个人当成丑化的反面人物。五四学生游行由巴黎和会上把青岛原来在德国的权益归日本接替而引起,而这一条款为什么会被写进第一次大战后对德和约里?曹汝霖时任交通部长,陆宗舆任制币局长,即使章宗祥是驻日公使,也跟巴黎和会关系不大。虽然他们三人都是日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等毕业的留日高材生,在政府里也有亲日派的名声,但五四运动中把他们当卖国贼来痛击,多少是有失偏颇,历史留给他们卖国贼的名声也不妥当。 事情要从日本1915年强迫中国签订史称“二十一条”的中日密约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英国和日本联合对青岛的德军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以日军为主的军队占领了青岛。日本曾在1905年经过日俄战争夺取旅顺的权益,早尝到甜头,所以趁世界大战把占领青岛当成落入嘴里的肉,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几乎没有实力要回青岛的租借权。袁世凯那时已经有称帝的企图,通过渠道寻取日本对帝制的支持。而日本正利用这种机会,突然在1915年初,提出了苛刻的“二十一条”,第一条就是“中国完全同意日本与德国就原先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达成任何协定”。但是最无理的是以下几条,如: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在有中日冲突和治安纠纷的中国地区,设立中日共管或拥有双方工作人员的警察部门;日本供应中国百分之五十或更多的弹药,或建立一个由双方共管、雇佣日本专家、使用日本原料的兵工厂。这些被看做日本灭亡中国的开始。 袁世凯接到这份恶毒的“二十一条”,也很感意外和惊慌。后来日本驻华公使在喝醉酒时,曾说过一段话:“日本人对于皇室,不论本国或外国,都具有传统的崇奉观念,但在日本人看来,袁总统不但是清室的重臣,且世受清室的宠信,姑无论他的办法如何巧妙,总觉得有欺骗寡后幼主的嫌隙,这是日本人普遍的批评。”这表明日本颇有利用山东问题有意无礼威逼袁世凯。袁当时马上找来外长孙宝琦、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和外交次长曹汝霖商议。由于孙宝琦甚至主张全盘接受,不要引起武力干涉,袁撤了孙的外长之职,换上了亲英美的著名外交家陆徵祥。当时内阁中对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日本接替并无异议,因为无实力抗争,焦点在后面日本派顾问和军事涉入中国事务几条上。由陆徵祥和曹汝霖等和日方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二十一条中接受了八条,修改了若干,拒绝了八条,中方的外交努力是把最后第五号中几条搁置。 在中方仍坚持继续谈判情况下,5月7日,日本向外交部递送了最后通牒,内容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了结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议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之件,照4月 26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5月9日午后6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行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与此同时,日本已于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宣布关东戒严,日侨准备撤退,一时空气紧张,人心惶惶。日本公开实行了武力讹诈,在这种局面下,袁世凯政府屈服了。陆徵祥在国会曾沉痛报告了中日交涉的情况:“我政府对于此次交涉,历时三月有余,正式会议至廿五次,始终尊重邻邦之意,委曲求全,冀求和平解决之目的,不特我国民所共知,即各友邦亦莫不共谅。惜日本或借词要挟、或托故增兵,终为武装之谈判,致不能达此目的,迨一经决裂,我国必难幸胜,战后之损失,恐较之现在所要求,重加倍屣,而大局糜烂,生灵涂炭,更有不堪设想者。在京友邦驻使,亦多来部婉劝,既与中国主权内政无损,不可过为坚执,政府反复讨论,不得不内顾国势,外察舆情,熟审利害,以为趋避。” 5月9日,中国被迫签订修改后的“二十一条”,全国民众都是沉痛万分,后来社会把此日当成“国耻日”纷纷集 会纪念。袁世凯对此也表示了很沉痛的心情,以后讲话常以此为例激励属下,他儿子袁克文曾写过一首诗,记录此事:“炎炎江海间,骄阳良可畏。安得鲁阳戈,挥日日教坠。五月九日感当年,曜灵下逼山为碎。泪化为血中心摧,哀黎啼断吁天时。天胡梦梦不相语,中宵拔剑为起舞。誓捣黄龙一醉呼,会有谈笑吞骄奴,壮士奋起兮毋踌躇。”袁世凯因为签订“二十一条”被世人谩骂不少,有一定合理性,外交总长陆徵祥主持了中日间的全部谈判,但是后人很少责难他,而曹汝霖以外交次长身份参与了谈判,应该是职务所属,并不应该负主要责任。当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曾经在日本为修改第五项条款积极进行努力,甚至表示日本出兵,他要在使馆下旗之日在使馆官邸大门自杀,章是去东京换约签字而惹些谩骂。 在事隔四年后的五四期间,这三个人被指为“卖国贼”,成为众矢之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这三个人一贯有亲日的立场,长期参与对日外交,五四前不久,段祺瑞为武力统一南北,向外大肆借外债,对外借款一般都要有额外政治或经济条件,日本的野心尤其大,段政府和日本秘密谈判这几个人多有参与,外间早已经切齿非议。第二,当时政治派别斗争激烈,互相攻讦,曹汝霖等属于段的皖系安福派,段与总统徐世昌闹矛盾刚辞职不久,因此政敌利用他的亲日立场攻击他,加上巴黎和会正成为社会焦点,他们作为日本问题专家,常持妥协立场,所以连签订“二十一条”的罪名也扣在他们的头上。本来中日已经签订了密约,中国同意把德国的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但是随着中国宣布对德宣战,问题复杂化。中国也是参战国,怎么在胜利后却失去自己的土地和利益?社会普遍不接受。另外,几年来人民爱国觉悟普遍提高,青年在反帝斗争中情绪高涨。山东问题的条款写在对德和约中,虽然中国尽力交涉,但是由于中日已有密约在前,世界强国在巴黎和会上均在山东问题上袖手旁观,所以签不签对德合约成了中国棘手的外交考验。如果不签,中国则在法律上仍和德国保持战争状态,条约中的相关条款利益也无法落实,而签字则等于正式承认山东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五四学生游行导致火烧赵家楼,多少是有点偶然。北大学生本来筹备在五七国耻日举行集 会游行,5月3日传来巴黎和会很不利于中国的消息,北京大学各社团为骨干决定翌日马上游行,第二天联合了多所大学近三千学生上街游行。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然后去东交民巷各大国的使馆,呈递请愿书,但是因为是周日,各国大使多不在馆中,学生不免失望。游行队伍本打算到不远的东单外交部去请愿,但估计也没重要官员办公,有人提议去附近的曹汝霖宅抗议,结果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火烧赵家楼曹宅的事件,警察也为此逮捕了大批学生。五四运动的过程各种书刊记载得很多了,没必要重复叙述,当学生游行随后一步步变成全国性爱国风潮后,政府妥协了,《巴黎和约》没有签字,曹汝霖等三人被迫辞职。历史把他们放在了卖国贼的位置上,这样显然不恰当。曹汝霖晚年自己曾提到五四运动:“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曹汝霖下台后,离开政坛去了金融界。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仍在北方,日本人多方拉拢他出任伪职,他没屈服。他秘密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系,政府希望他适当出头,搜取些有价值的情报,曹也认真去做了。抗战胜利后,北平光复,他受到蒋政府的保护,后去美国定居。 近代中国历史书上似乎“坏人”特别多,政治上随便就给对方戴一顶“卖国贼”或者“反动派”的帽子,说起来容易,但影响不可谓不大。比如大家都知道,毛泽东青年时期,参加了湖南第一师范的一次学 潮,带头鼓动驱逐校长张干,结果“反动校长”张干的名字尽人皆知。

曹汝霖与侵华日军合影(二排左起第五人为曹汝霖)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对德作战为由,在山东龙口登陆。袁世凯划潍县以东为“交战区”。然而日本却越过界线向西进军,直至完全占领了胶济铁路全线和青岛。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受命与日本代表日置益进行了几个月的谈判。5月7日,日方以48小时为限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被迫接受除第五号以外的大部分条款。5月25日曹汝霖和总长陆徵祥代表中国政府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这就是“五四”时经常提到的“五七”或“五九”国耻日的由来。也正是由于这些条款,使中国在后来的巴黎和会上处于被动地位。

1919年5月四4日中午,大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刚从日本回来的章宗祥,曹汝霖和陆宗舆坐陪。席间,忽然有人报告说,很多学生正在天安门游行,游行队伍里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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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民国初年参与“二十一条”交涉和对日外交的当事人很多,如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是“二十一条”的中方签字人;财政总长梁启超是“吉长铁路借款”的签字人之一;农商总长田文烈是“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的签字人之一;交通银行协理任凤苞是“交通银行借款”的签字人之一。而这些“当事人”其实都是袁世凯和段祺瑞对日政策的实际执行者,罪魁祸首应当是袁世凯和段祺瑞。那么,为什么时人单单仅认定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为卖国贼呢?

“五四”大游行

很明显,这次游行的矛头是针对曹、章二人的。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但曹汝霖坚持认为学生赤手空拳,只要多派几名巡警就不会有事了。下午2时许,曹汝霖与暂住他家的章宗祥一起回到位于东城的赵家楼曹宅。

曹汝霖被撤职后曾在报纸发表一篇文章,替自己在“五四”前的卖国行为进行辩解。然而,在事实上,曹汝霖在“五四”前的一系列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国家的实质性危害,他个人也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民四条约之签字”和“民七济顺高徐两路借款及山东问题换文”,而办理这两次外交的“当事人”就是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其中又以曹汝霖的责任最大,他被学生们列为“三大卖国贼之首”并不冤枉。

同曹汝霖有过接触的美国公使芮恩施这样评价曹汝霖:“为人玩世不恭,重视实利,尖刻敏锐,完全是另外一种典型的人物。他和陆宗舆先生过从密切,他自己是日本人在华政策的最顺从的工具。他曾留学日本;有一个或几个日本妻子,工作和娱乐都经常同日本人在一起。他直言不讳地说,他对自己的祖国和共和体制是怀疑的。”(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曹汝霖善于“理财”,“五四”时出的小册子《曹汝霖》,列出了曹氏财产清单,至少有2000万之巨,而其历年的薪水累计,却至多不过50万。这些“来历不明”的巨额财产,显然是曹汝霖卖国自肥捞到的。

史叔说:众所周知,“五四”学生最痛恨的是北洋政府里三个亲日派分子——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这三个人被视为五四时期的三大“卖国贼”,他们的名字被深深地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先来看看曹汝霖在“五四”前夕到底都干了些什么,才落下这么个耻及子孙的骂名?

“五四”时期攻击曹汝霖的小册子

袁世凯已死且不用论。段祺瑞因平定张勋复辟和积极主张加入协约国参战使中国获得战胜国地位这两件事,声誉正如日中天,很容易成为“被忽视的罪魁祸首”。梁启超在民初是被一般的年轻知识分子奉为精神导师的,自然不会把他的名字与“卖国”两字联系在一起(尽管偶尔也有人认为他是亲日派);任凤苞只是一位名声并不坏的普通金融家,签订“交通银行借款”时他只是作为交通银行协理署名于曹汝霖之后,目标不是很大;田文烈是军人出身的农商总长,只不过因职位的关系偶然间参与了被人称为卖国的对日借款签字。陆徵祥虽然是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的签字者,是重要的当事人,但他之所以没有被指责为卖国贼,恐怕与他的经历和身份有关:陆出身于基督教家庭,早年就读于培养外语人材的广方言馆和京师同文馆,在欧洲各国长期从事外交,妻子是比利时人,自己又是个虔诚的教徒,而且作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和会中的表现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因此,一般舆论认为陆徵祥是一位亲欧美人士(当时反日情绪极浓,对欧美国家抱有好感),学生也就放过了他。只有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他们不仅是“二十一条”交涉和其他对日外交的“当事人”,而且还是留日出身的亲日分子,因此,很自然就被广大爱国学生认定为卖国贼。而此后三人在抗战时期的不光彩表现,证明他们被认定为卖国贼并非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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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学生烧毁日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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