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南屏:清末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试与新学传播

2019-07-31 00:56 来源:未知

黄均隆:《江南乡试录后序》,《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壬寅恩正科江南乡试录》,第2页。

光绪三十年,清朝的礼部举行甲辰恩科会试,选拔出273名贡士参加接下来的殿试。由于次年即1905年,科举制度也被清政府宣告废止,甲辰恩科会试与殿试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确影响到了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的命题与取士标准,使得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展现出似新实旧的样貌。

当然,八股文这东西,确实束缚人思维。光绪二十七年8月,清廷发布上谕,宣布废除八股文:“科举为抢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弋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并决定从次年开始,乡试与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③《续增科场条例》,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9辑,第2560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

尽管以前的科举跟现在的高考绝非同一回事,但许多人还是忍不住要拿科举来比附高考。好吧,既然如此,又到高考时间了,考生已坐进了考室,考室外的我们也来聊聊科举吧。今天不聊别的,只聊科举考试考什么。

由于清代官方意识形态上的诸多限制,造成了“命题者,趋避甚多”的结果,于是也便导致了以上这段批评文字所言的“抽史书中一二空阔之语以命题”的现象。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各省乡试史论题的命题转向空疏,大量的题目是“历代人物论”一类的题目。类似的考题充斥着清末最后几届的乡会试,在此不拟一一举证,如最为典型的“历代人物论”类题目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论”(1902年山西乡试第2题)、“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明孝宗论”(1903年福建乡试第3题)、“新城三老、壶关三老论”(1903年湖南乡试第2题)、“商鞅王安石论”(1903年河南乡试第2题)、“元祐君子党论(1903年贵州乡试第4题)”等等。除此之外,绝大多数的史论题目主要涉及各朝历史人物及其事迹,并且几乎没有一道题目涉及稍微晚近一些的历史,尤其是清朝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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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艺通考、经史新义录》广告,载《中外日报》,1902-05-18。

你会不会以为科举只考八股文?其实,做八股文只是明清时期的要求,唐宋时期的科举,从未有八股文之说。而且,八股文只是明清科举考试的其中一场经义试题,除了试经义,还要考诗赋,考论,考策,远不是“八股文”三个字所能涵盖的。

就恽毓鼎在汴闱中阅卷期间的阅读而言,如其自己曾经所言的那样,作为评卷官的他喜好义理之学殆无疑问,故不时阅读《伊洛渊源录》,有时用于振奋一下自己疲累的身心,有时则在临睡前细读、参研。另外,其在评卷期间记载下来的所阅读过的书籍,要么关乎第一场考试的中国政治史事论,要么关乎第三场考试的四书义、五经义,几乎没有任何阅读西学书籍的记载,再次佐证了他曾于日记内自承的不好“维新之书”一说。然而,不好“维新之书”及此类书籍所承载的西学知识尚在其次,因为毕竟他的日记内还记载有将一本对“中国史学、泰西政学,皆卓然有见”的广东卷子推荐给主考官一事,并且还将“通澈政理,于科学、经济学、法学、哲学皆有所窥”的另一本广东卷子推荐给主考官,但是,当三场的卷子基本阅毕,恽毓鼎对于第二场策题的答卷中的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曾作过如下的批评:

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学术月刊》,2011。

恽毓鼎的个案,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维度理解科举改制后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尽管科举制度被改革了,但是制度运行时十分倚重的考官群体,并没有相应的新学知识储备和支持新学的态度,这对于科举改制后的考官命题、取士标准的影响显而易见。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21页。

绍昌:《江南乡试录后序》,《光绪癸卯恩科江南乡试录》,第2页。

《西学风行》,载《申报》,1903-10-07。

1902年湖北乡试之前,担任该科乡试监临官的端方,曾经发布告示,列明简明章程七则,《申报》将其择要刊布,其中主要的规条如下:

中日甲午之战以后,新学与旧学、新党与旧党的分野渐趋激烈化。虽然,在世变亟亟的危局之下,“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成为一个切实存在的问题,但是数年间甚嚣尘上的新学却也引出了“中学繁难无用之说”,甚而大有演变为“立废中学”的激进言论之忧,故在张之洞《劝学篇》的《守约》篇内,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儒术危矣!”④因而,面对这样的时势,无论是科举改制,还是兴办学堂,如何措置中西各种学问便成为亟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不仅关乎新旧知识的调适,也涉及官方意识形态层面的重新整合。⑤

这正是清代官方一直在读书人群体中间标榜“忠孝礼义之说”、“崇正学”的缘由所在,试图在意识形态控制上收到“一道德,同风俗,使家无异学,士无异说”的效果。⑦然而,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在清末必须面临新的、来自儒学传统之外的挑战。

如此批评绝非无因,“陈陈相因”、“剿袭去年题目”的现象的确见于清末最后几届的科举考试,且不仅是后一科抄袭前一科题目的问题,在同一科乡试中,题目的趋同性便不时可见,更是增加了当时人对于科举题目“陈陈相因”的观感。不管是第一场的论题,还是第二场的策题,其“守旧”的外观既展现出清廷官方的意识形态化影响,也可以看出考官在命题时对清廷意图的揣摩和顾忌重重,同时也自然与考官自身的新学素养和对新学的喜好与否密切相关。

1901年8月29日,清廷正式颁行上谕宣布科举改制,标志着清代科举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转变。在考试内容的设置上,此后“乡会试头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至于岁试和科试,则“仍先试经古一场,专试中国政治史事及各国政治艺学策论;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①自1901年清廷宣布科举改制之后,至1905年宣布停废科举,其间共举行了两次乡试和两次会试,都是按照新的科举章程考试士子。按照举行考试的时间先后,之后的科举考试计有1902年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1903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1903年癸卯恩科乡试以及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广东、广西、甘肃、云南、贵州五个省份在辛丑年补行了庚子恩科并庚子正科乡试,故1902年并未举行乡试。②

《正学篇》,载《申报》,1902-05-26。

戴鸿慈:《江南乡试录序》,《光绪二十八年补行庚子壬寅恩正科江南乡试录》,第3—4页,1902年刻本。

《鄂省近事》,载《新闻报》,1903-10-08。

管廷鹗:《陕西乡试录前序》,第3页。

顾家相:《K3XA05.jpg堂文集》卷六,第6—7页,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8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05—206、218、218—219、219、220、218、219、220、221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科举宜速废论(星架坡〈天南星报〉)》,载《新民丛报》,第21号,第97页,1902。

《书制军策士后》,载《申报》,1903-10-17。

毓隆:《四川乡试录前序》,《光绪二十八年庚子辛丑恩正两科四川文乡试录》,第2页,1902年刻本。

礼部所议章程,于乡会试既不分场去取,而复禁用周秦诸子、报馆谰言,将来必仍以经义定去取,断可知矣。至岁科试,仍以经义为正场,而史学、时务盖归古场,考否听其自便。是弇陋空疏者仍可幸进,上以是取,下以是应,推其弊,必有不读一书、不知一物而仍可滥窃科第者,败坏人才,莫甚于此。

张英麟:《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后序》,《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第70页。

1903年会试的主考官孙家鼐指出:“中国道重于艺,故修齐治平之理、尊君亲上之义,多西人所未闻,而艺则逊焉。”其言论所体现的依然是“中体西用”的理路,即重视并学习西方的“艺”,而维护中国自有的“道”,而孙家鼐所谓的“道”,便是官方意识形态所鼓励的“修齐治平之理、尊君亲上之义”。该科的副考官徐会沣也曾如此解释科举新章的目的:

各省乡试之题,近日大概已知之矣。大约均抽史书中一二空阔之语以命题,经义则取经中最通同之语为之。在命题者,趋避甚多,或有不得不然之故,然吾不解应试者如何着笔,阅卷者又如何弃取也。

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向来标榜“尊孔孟,法程朱”⑥,1899年,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曾经这样揭示“我朝家法尤重宋学”的意义:

集省垣者约一万五千人,计《策论大成》及书名上有“万国”及“时务”、“西学”或“大观”、“大成”、“大全”、“海”、“府”、“统考”、“总考”、“备纂”、“汇编”等字者,竟可销至十八万金之多(此数系照二十八年十月河南乡试各书坊调查售出表),而于各种新书及一切有用之书,所售出之价,合十余家书坊,不及三千金。

在“中体西用”的全新意识形态之下,所谓的“明体达用”成为科举衡文的新标准,其重点依然在“体”,至于体现“用”的西学,一是动辄会招致挑战意识形态权威的“邪说”、“异学”,二是往往考官自身也并不热衷,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往往并不能带给士子实际的好处。

《书肆慨言》,载《申报》,1904-05-27。

《论近日学堂之弊》,载《申报》,1902-03-25。

《江西闱事二则》,载《杭州白话报》,第5期,“中外新闻”,第1页,1902。

《说会试》,载《选报》,第47期,第18页,1903。

《闱场近事续述》,载《中外日报》,1902-09-19。

科举改制之后,头场考试需要考中国史事论。相比旧制,新制尽管展现了一定的新意,但是,考官在命题环节上却备受诟病。如若看其实际出题的情形,其保守性和意识形态意味则更加明显。从上文所举恽毓鼎的例子可知,癸卯恩科会试的中国史事论题完全出自《御批通鉴辑览》。事实上,这几届乡、会试第一场的史论题,大都出自《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亦足见第一场的中国史事论题出题之保守。由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故批评考题的声音不绝于耳。如,壬寅年的乡试过后,曾有书贾找到曾任萍乡知县的顾家相评选该年度的江西闱墨。顾家相便明确表示了对于该年度江西乡试在命题上的不满:

当时人已经敏锐地感觉到清代官方“禁用周秦诸子、报馆谰言”的举措会导致仍以“经义”去取的结果。在1901年科举新章中,清代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控制的老路依然延续。其中,申明禁用“异域殊语”和“报馆谰言”,则很明显针对的是新学、新说的附着物——新名词,尤其是从日本传来的和译新名词。新名词被禁止的原因,即在于新学、新说中混杂的平等、自由、破坏、流血、革命等等思想,在清代官方看来显然不利于其对于读书人群体的意识形态化控制,转而危及清廷对于国家的统治。

②徐沅、祁颂威:《清秘述闻再续》,见法式善等撰:《清秘述闻三种》,第990—9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曹福元:《山西乡试录前序》,《光绪壬寅补行庚子恩正并科山西乡试题名录》,第3—4页。

以实际的科举考试中士子的获选情况而论,也可以显现出清末科举改制后的考试并不以新学为去取的关键因素。乡试录所选取的佳作范文体现了乡试考官的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动的例证。以1903年的江南乡试为例,该科解元为陈康祖,在该科乡试录中,入选为乡试佳作的五篇中国史事论全部都是陈康祖所作,两篇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也是陈康祖所作。而第二场的五道各国政治艺学策题中,一篇为赵宗拤所作,其人最终名列该科乡试第20名;另外四篇各国政治艺学策佳作的作者均为童振藻,但是童振藻仅名列该科乡试的第35名。若再观1903年的浙江乡试,该科的解元为刘焜,但是该科乡试录中,第一场的五篇史论和第三场的两篇四书义、一篇五经义全部都采用了刘焜的文章;而涉及新学知识的第二场的五篇各国政治艺学策,则采用了其他考生的作品。策论题的前四题采用了胡仁源的文章,最后一题则采用了童燮梅的文章,而胡仁源和童燮梅分别列名本科乡试的第19名和第49名。再以1903年癸卯恩科陕西乡试为例,该科的解元为沈森林,而在该科乡试录中,五篇中国史事论全部都是沈森林的论作。而五篇各国政治艺学策的佳作,其中三篇来自吴继祖,一篇来自赵文光,另一篇来自陈祖培,最终这三人分别名列该科乡试第5名、第14名和第16名。以上所举的诸多例证可见,科举改制之后的取士标准依然延续着此前的科举考试偏重首场以定去取的习惯——即更加重视第一场的五篇中国史事论,并且考官依然重视以四书五经为本的第三场的四书义和五经义,故第三场的文章也会对乡试解元的取舍产生明显的影响。第一场和第三场的考试,所承载的知识内容恰恰是“中体”的明确体现。

各房二场卷,往往颂扬东西国为尧舜汤武,鄙夷中国则无一而可,至有称中朝为支那者。西学发策之弊,一至于此!以此知二场西策之法断乎其不可行也。枕上思之,不胜愤懑。

自宋以来,虽政治有盛衰,世运有否泰,而犯上作乱之事罕敢公行者,程朱之力也。有明一代悬程朱之说为功令,驱天下聪颖秀异之士于宋学,而不使稍越范围,可谓得其要矣。

1903年,恽毓鼎刚好年届四十岁左右,确已至中年。其自身读书、应考的从学经历,乃至在北京为官所受到的京城学问风尚的影响,自然而然地形塑了他此时在阅读和学问上的偏好。让这样一位对“维新之书”感觉到“实不耐向此等用心”的中年考官去评阅应考士子的考卷,其自身的学问偏好对于评卷的影响自不待言。

熙瑛:《顺天乡试录后序》,《光绪癸卯恩科顺天乡试录》,第45页,1903。

吊诡的是,标榜“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度既有范围读书人群体知识世界、养成读书人群体思想倾向的功能,但是,作为一个引导广大读书人群体购阅书籍、储备知识的“指挥棒”,科举制度对于读书人群体的阅读世界和知识世界又有着导向的作用。所以,尽管科举改制后的官方意图虽然堪称似新实旧,但是,清末的科举改制却也深重地影响到了清末科举考试用书出版市场上的印刷文化,也由此第一次在国家政策层面为新书、新学的传播打开了通路,无形中劝励了以读书、应考为职志的一大批读书人购阅新书、新报,从事于新学知识的养成,也为清末新学、新说的流播与普及形成了重要的制度推力。正是在科举改制之后,在官方提倡新学的姿态的感召之下,有人已经发现,“沪上设学堂者,更废弃四书五经,而以各种逆报、逆书定为日课”。当时所指的“逆报”、“逆书”,往往是指那些倡导民主、平权、自由等理念的言论,其中大多被归之于康梁,因为当时确有学堂“用以教人者”,除去“泰西书籍”之外,就是康梁一派所著的《中西学门径七种》、“《时务报》中诸论说”,甚至在命题时也从这类书籍中出题,并“购致《清议报》、《孔子改制考》、《戊戌政变记》等编,杂置案头,供学生批阅”。在政府倡导新学的新局面之下,康梁一派所撰作的“西学门径诸书”和“时务、清议诸报”被读书人置于案头以供揣摩之用的例子不时可见。也有人撰文表示忧虑,认为“凡学生所晨夕揣摩者,名为新政、新学,实则满纸皆怨詈朝政、指责宫闱”,《戊戌政变记》之类书籍流传书肆之间,将会由此造成“革命、流血、民权、自由诸谬说毒痛宇内,无复识尊君亲上之大经”的后果。在浙江绍兴,由于“近年岁科试改用策论,所命题目,均须兼及泰东西史事、艺学,于是士子广购书籍,争先考求”,但是,与考求西学相生相伴的,便是“崇尚西学者,未窥门径,已沾染平权、自由恶习”。即便是科举考试时,参加乡试的士人中也出现了一些“草帽、皮靴、白衣、黑袜”装扮的人,堂而皇之地在人前标示着自己新派人士的身份,还有不少人“哓哓议论,非华盛顿即拿破仑;琐琐常谈,非自由权即革命党”。由此,科举改制为新学、新说的流播提供了助力,而新学、新说的流播又反过来将冲击并危及清廷官方的意识形态化控制及统治基础。对科举制度本身的存废而言,在作出容纳并倡导新学的姿态之后,新学与科举制度也很快凸显出深刻的矛盾。清末主张废除科举的言论便说“科举之不足以得人才,且为学堂之一大阻力,其宜于废也,稍明新学程度者,莫不知之。”新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却要反过来将科举引上被废除的命运。

科举考试凭借“衡文”来对士子加以取舍,故士子所撰的“文字”在考官看来就是“崇正学”、“正人心”与否的明确体现。1903年顺天乡试副考官熙瑛即表示,“科举者,扶元气而正人心者也”,而其中的关键就在“文字一途”。因此,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张的“正人心、弭隐匿”、“昌明正学”,以及极力维护的“纲常”与“名教”,始终是为科举考试命题、阅卷的考官群体心中绷紧的一根弦。1903年会试过后,同一年便有各省乡试的举行。在1903年癸卯恩科的陕西乡试录之前,主考官管廷鹗在所作的序言中强调:

⑥裕德:《会试录前序》,见《光绪甲辰恩科会试录》,第1页,1904年刻本。

《阅前报所载日本检书受贿事,慨而论之》,载《申报》,1902-12-29。

《论江南乡闱闹事》,载《新闻报》,1903-10-12。

至于各省乡试的第二场理应关乎新学知识的策题,在1903年乡试结束之后,也被人批评命题不当:

端方在乡试前向应考士子宣示《鄂闱文告》旨在“正文体”,这一点与清代官方对于科举“厘正文体,所以收摄人心”的目标是一致的。然而,偏偏该科湖北乡试的中国史事论题在各省中又以“太新”著称,故据报载,乡试监临官端方对此颇为不悦:

李伯元:《文明小史》,第216—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此次考试,大费斟酌。太旧不能,太新亦不可。又论去岁乡墨,湖北未免太新,山西又不堪入目。能如顺天、江南而更出以新警,则为合格。

《论学堂之弊》,载《中外日报》,1902-04-20。

其有好为新奇,并不根于经史,甚或弃礼蔑义、悍然为平等之说者,概摈弗录。盖言论、心术互相表里,似此抉择,庶验其文采。

熙瑛:《顺天乡试录后序》,第46页。

孙家鼐:《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前序》,《光绪二十九年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录》,第2页,1903。

文字以雅正为宗,凡文理荒谬者,自干贴例。本届试题,兼中西政艺,发言为文,不拘一格,然亦自有法度。第一场、第三场所试史事、经义,择言尤宜雅驯。近日文体多歧,如改良、基础、目的、问题、二十四[世]纪、四万万人之类,不可枚举,徒令阅者生厌。日本汉文家有相约不用此种文义者,效颦、拾慧宜可得也。若夫革命、流血等说,则词涉悖乱,即当贴出,以正文体。诸生务宜检点,勿致自误前程。

《阅前日本报所登逆焰复张事,感而书此》,载《申报》,1902-05-12。

徐郙:《顺天乡试录序》,《光绪癸卯恩科顺天乡试录》,第3页。

《再纪锁院客谈》,载《新闻报》,1902-09-24。

由于“中体西用”这一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被同时施之于科举和学堂,故出版市场上的一些书商也试图揣度并迎合官方的意图,并在其书籍广告内加以宣扬。如,上海富强斋在其书籍广告内宣称:

《论本年乡试(录八月四日、廿日〈同文沪报〉)》,见国家图书馆分馆编选:《时事采新汇选》,第3册,第132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作者认为清廷政府正是抱着这样一种心态,才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作为设立学堂的根本以应对振兴西学所带来的种种对清廷不利的局面,“中人必以经学、史学、性学、理学别类分门,仍前敷衍”,所以,京师大学堂也高悬这样一个目标来选拔学生,“是最新之教育,困以最旧之销磨,诚为学堂危矣”。在新学传播的局面之下,外加各种报刊又为读书人群体开辟了言论空间,官方意识形态不再像此前一样定于一尊,甚少听见反驳的声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遭到舆论的批判,也体现了清末官方意识形态权威的逐渐丧失。

杨士燮:《陕西乡试录后序》,《光绪壬寅补行庚子恩正并科山西乡试题名录》,第2页,1902年刻本。

《论近日所行新政》,载《中外日报》,1902-01-25。

在此局面之下,晚清人印象中“张之洞最乐道之”⑧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说迅速被清廷挪用为一种全新的官方意识形态,深入地影响到了科举考试的考试内容以及清末学堂的课程设置。⑨清廷之所以十分强调“中体西用”一说,与清延长期以来在读书人群体中间崇正学、收摄人心的统治策略密切相关。在时局的催迫之下,清廷官方提出变科举、兴学堂的举措,作出了承认西学、振兴西学的姿态,以达到“强中国”的目的,但是,清延却依然想借用科举制度以及新设立的各种学堂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新意识形态灌输到广大读书人中间,以维护统治的稳定。

可见在科举用书的市场上,“新书”与“旧书”的销量依然存在悬殊的差距。在一种似新实旧的命题与评卷标准下,科举改制实际上越来越流于形式,甚至有当时的读书人失望地发现:

《续增科场条例》,第2559页。

迎纳新学还是排拒新学?对清廷官方而言,始终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排拒新学,则与朝野之间“强中国”的期待严重对立;然而,倡导新学却也容易导致一些不利于统治稳定的思想因素由此广泛流播于新书、新报的读者之中。清末的科举改制,其制度设计及实际的命题与取士标准,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两难的体现,因而才会呈现出似新实旧的样貌,却也反过来增加并激化舆论对官方的不满。面对新学广为流播的新局,清末的清廷官方从未放弃对读书人群体施加意识形态控制的考量与努力。在科举改制与学堂体制中灌输“中体西用”的意识形态便是这种考量与努力的明确体现,然而,吊诡的地方在于,一旦“制度”通过改科举、兴学堂而得以确立,反过来又会给新书、新报、新学的流布提供极其强大的制度性推力,反过来却导致意识形态控制的崩解。

新学知识的丰厚积累并不一定会有助于科举生涯的成功,反而可能会由于在行文中出现大量的“异域殊语”和“报馆谰言”而导致被黜落,与此相反的是,反而是不少新学知识储备不丰、依然以旧学为据在考试中答题的人倒是可能成功获隽。因此,1902年乡试过后便有人指出,“今年乡场,考生中固少佳卷,即有佳卷,亦难保不落孙山”。

《书各省试题后》,载《中外日报》,1903-10-19。

这篇《申报》的文字刊于1904年5月27日,这样一个日期意味深长。当时,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即甲辰恩科会试已经结束,自1901年至1904年的四次科举改制后的乡、会试,该文的作者都曾目见耳闻,故该文对于这最后几次乡、会试情形的描述堪称盖棺论定。该文所体现的依然是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实际上似新实旧的本质。在科举考试的实际施行过程中,由于科举考官站在极度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导致清末最后几届科举考试实际上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偏向守旧,于是,考试用书中比较偏“新”的书籍也随着这股科场风气而乏人问津。与此同时,类似于《大题文府》、《小题三万选》之类的原先畅销的八股文选本,即原本因为科举改章,人们觉得定然会被应考的士子束之高阁的旧书,却依然畅销。这也从“新书”畅销与否的角度,为清末科举改制以后的科举考试似新实旧的命题与取士标准做了一个注解,也对李伯元《文明小史》中所讲的“守旧的人”在科举改制后的科举考场成功获隽的故事作了一个贴切的呼应。

由于“异学”、“异说”往往附着于新名词之上,所以,考官们往往对考生在答卷中使用新名词十分敏感。在1902年的各省乡试中,最为引入瞩目的是湖北乡试的题目。1902年乡试的次年,庙堂之上的官员开始评骘此次乡试所出的题目,有部分考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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