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与契萌的一段情缘(图)

2019-06-02 12:20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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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能舞文弄墨的作家不乏其人,但抛却作家本职身份,能单独以书画家立世的并不多,何立伟就是其中一个,他的漫画集《我想穿着故乡的拖鞋在全世界散步》近日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抗战前夕,张天翼与契萌摄于南京

出生于1954年的长沙作家何立伟目前担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白色鸟》、《小城无故事》、《北方落雪,南方落雪》等。在中国文坛,何立伟是一个低调的名字。4月12日,何立伟文学创作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对于这个8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作品的文坛老将来说,这场研讨会姗姗来迟。

今天提起契萌这个名字,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了。她原是张天翼的第一任妻子。

被世界的美席卷进入的少年:何立伟的“少年美学”

我和他俩相识于七十年前。那时,抗战爆发不久,我考入长沙的民国学院,选修了中文系张天翼老师的文艺习作课。他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位恩师,后来还和我结为忘年之交。

提到何立伟,就不能不提到长沙。200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片子叫《一个人、一座城》,其中就讲述了何立伟和长沙的故事。他的笔下流淌着长沙的千年历史,鲜活的人物和方言,构成了富有独特烟火气的老长沙。

从情投意合到恩断义绝

这种鲜明的地域性很容易让读者想起沈从文、汪曾祺以及丰子恺。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丰子恺画中的桐乡石门湾,都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场景。他们也确实是何立伟的“老师”。何立伟在小说中就曾写道:“直到今天我对文学最深的理解都来自《边城》。”《白色鸟》中纯真的少年与白鸟,与《边城》中静谧的湘西和活泼的翠翠,形成一种对照。何立伟特别擅长写少年,评论家称他的写作有一种“少年美学”。

契萌是张天翼介绍给我的第一位文友。他俩是我见到的第一对文坛伉俪。张天翼比契萌大十岁,政治思想比契萌成熟,契萌很尊重他,他也很欣赏契萌的才华。契萌那时已在长沙的进步报纸《观察日报》当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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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他们在长沙市区的牛头洲租赁了一间农家小屋,土墙、泥地,家徒四壁。张天翼写作时,四邻的农村孩子爬到桌上抢他的笔。契萌性格开朗、乐观,小屋里经常响彻她银铃般的笑声。我与契萌年龄相近,常去她家作客,我们处得跟亲姐妹一样。

betway必威手机用户端,《白色鸟》,作者:何立伟,版本:新星出版社,2017年11月

1945年抗战结束前,我在重庆工作,契萌突然来访,说她和张天翼分手了。我责备她不该在这样的时候离开张天翼。她说这几年他们在湘西日子过得很艰苦,她已经竭尽全力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现在她自己也病倒了,没有力量再照顾张天翼了,只得把他送到文艺家协会,交给组织,她自己到亲戚家养病……她说来说去,我根本听不进。1948年,我又得到消息说,张天翼辗转去了四川农村,住在一个读者家里养病,生活困苦,举目无亲。我马上去信邀他来上海养病。

什么是“少年美学”?在何立伟的笔下,少年是纯真、美好的,象征着生命、有趣、朝气蓬勃、天真、纯粹的世界。《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编饶翔认为,何立伟早期的作品建构了一个特别独立、高度审美化的美学世界。《白色鸟》中少年面对乡间这样美好的世界,竟然想用弹弓去打湖面,但最后还是不想破坏这种美。何立伟把少年视为生命、朝气蓬勃、天真、纯粹的世界的代言。中国作协创研部的岳雯则把何立伟小说的主题概括为:少年面对扑面而来的人世间的美,被莫名其妙地卷进去,最终达到契合,发现自我和生命本身的奥义,甚至生命中原始、野性的一面。

张天翼到上海后,住在我家。解放后复出工作,担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和沈承宽结婚。“文革”中,他备受折磨,“四人帮”粉碎后,本想重新提笔写作,却不幸病倒,瘫痪失语,于1985年病逝。

何立伟擅长写这样纯真的“少年”形象,这与他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陈福民提道,何立伟始终对这个世界怀有一种童年的又高于童年的真挚的感情和情感价值,有一种对童年价值世界的守护。

契萌的申诉

小事见天下,日常胜传奇

1986年是张天翼的80岁诞辰,我主动给契萌写了封信。她回信说:自从1945年她和张天翼分手,一直被朋友们误解,责怪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张天翼。从那以后,她就和文艺界的人彻底断绝了联系。这个黑锅她一直背了40多年,心里的委屈始终没有机会申诉,她相信,我了解情况后是能理解她的。

就在研讨会当天,何立伟还举办了个人画展,名字叫“天下小事”。“天下小事”正是他的创作思路。《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李敬泽提道,何立伟不仅看到小事,还能从小事中看到天下,然后再看回到小事,这样就把天下和小事融合到一起。

那时,张天翼和契萌困居在湘西的崇山之中,民国学院无法维持被迫解散以后,他们不得不借住在农村学生家中。来自读者和学生的捐款只能救急,不能救穷。契萌认为捐款是冲着作家张天翼来的,她何德何能,怎好从中分一杯羹。张天翼说:你是我的妻子,捐给我的钱你当然能用。契萌想出去工作,挣点钱维持生活。张天翼则说:你去工作了,谁来照顾我?张天翼要契萌把她酝酿已久的反映湘西妇女生活的长篇小说写出来,拿到稿费也能维持生活。契萌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实在无心写作。张天翼就责备她浪费天才,没有出息。契萌说我就是写出来了,也不一定能出版。张天翼说:你是我的妻子,这点面子还是有的。这句话伤了契萌的自尊心。事实上,张天翼的很多朋友甚至连地下党的领导人都说契萌的任务就是照顾张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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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萌对这种说法一直抱有反感,她认为在照顾张天翼之外,她还应该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可张天翼却要求她既是妻子,又是秘书、护士、保姆。契萌除了这四项任务之外,还不得不考虑明天从哪弄米下锅,维持生活的开支从哪里来。于是张天翼又责备她庸俗。这样无休无止的争论形成了一个怪圈。他俩被这个怪圈牢牢地套住,削弱了理智,消蚀了感情。尽管如此,契萌还是苦苦支撑了3年,守着身患重病的张天翼。

何立伟漫画作品

后来他们又怎么分手了呢?张天翼从一个广受读者爱戴的知名作家落到如此地步,而且患上了当时被认为是绝症的肺结核,心情自然不好。契萌承受了如此沉重的负担,精神上的压力无从化解,抑郁成疾。双方都感到分手是必然的了。

何立伟是日常生活的爱好者,专门写过一篇《关于日常书写》,文中谈道:“我是特别喜欢日常,以为日常胜过传奇。日子抬头不见低头见,细细咀嚼,细细反刍,一股子滋味在心头。写好日常,不易,因日常就是平淡。但日常又最具生活的质感,人的喜怒哀乐,尤其具体。人在日常中是说人话的。”

两种性格冲突造成的悲剧

何立伟的创作也都是从日常生活出发,像长篇小说《像那八九点钟的太阳》,反映文革对于国家、社会、个人的巨大创伤。但他不是从宏阔的视野出发,不去雕刻集体记忆,而是将个人经历作为叙事的出发点。何立伟当过肉联厂的工人,熟悉那里的工作细节、人物细节,因此能以几个少男少女的日常生活为载体,写活了一群时代悲剧中的小人物。他通过个人经历的切口来呈现历史悲剧的深刻性。当然,就像何立伟说的:“日常在回忆里总是有种反日常的蠢动,于是构成小说。”他的小说中有“日常”与“反日常”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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