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通信使访日的缘由 朝鲜通信使的活动概观

2019-05-28 19:59 来源:未知

图片 1 朝鲜通信使对近世韩日两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维护了近世韩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且它还促进了近世韩日两国的经济交流和发展,而在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上,它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朝鲜通信使维护了近世韩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 当倭乱结束后,对马藩将幕府愿与朝鲜复交的意向传达给朝鲜时,面对日方的讲和要求,朝鲜政府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其中的议和派从现实出发,认为不能拒绝日方的议和要求。朝鲜两度遭受日本的蹂躏,蒙受巨大的损失,国力大为削弱,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危机。如果此时日本再来犯境,朝鲜将毫无抵御能力,只能束手待毙。而此时在朝鲜北方,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卫女真人势力迅速崛起,威胁其北方边境的安全。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朝鲜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提出当务之急是创造安定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重建国家。议和派得到国王宣祖的支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此后,两国经过多轮艰苦的谈判,于1607年恢复邦交,又于1609年签订《己酉条约》恢复了贸易关系。可见,朝鲜政府决定与日本复交并与对马藩恢复贸易,是想通过与幕府恢复传统的交邻体制以及与对马藩恢复传统的羁縻秩序,来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集中精力重建国家,以使其统治得以维系。此后,朝日之间的这种友好的通交贸易关系一直维持到1876年。 而日本之所以同朝鲜复交并要求派遣通信使,是源于德川家康面对当时东北亚的局势而制定的旨在回归华夷秩序的外交政策。由于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日本被排除在华夷秩序之外,在东北亚处于孤立境地。为了打破这种不利局面,德川幕府努力寻找在华夷秩序内的合理定位,除千方百计接近明朝之外,还想方设法恢复与朝鲜的外交关系。为此,他指使与朝鲜关系密切的对马藩和朝鲜进行交涉。在关原之战之后,德川家康已经凌驾于诸藩大名之上掌握国家大权,亟须获得华夷秩序的国际承认并向日本全国尤其是觊觎中央政权的异己势力显示德川政权的合法性,因此迫切希望与朝鲜实现全面的交邻关系正常化,通过朝鲜通信使夸耀其权威。在“假道通贡”和“平辽通贡”交涉失败之后,德川幕府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华夷秩序完全成员的客观现实,被迫自我定位,构建了所谓“大君外交”的外交体制,经过日朝两国的艰难交涉,终被朝鲜所承认。从此,日朝两国关系在制度化的轨道上较为稳定地前进,朝鲜在历代德川将军袭职时应邀派遣通信使以示祝贺,而德川将军也答书赠物以示感谢。日朝两国按照华夷秩序的国际关系准则恢复两国传统的交邻关系并应国内外形势发展改革两国通交体制,维护了华夷秩序在东北亚地区的相对稳定。这种和平局面持续了260年,直至日本重起战端侵略朝鲜。 2、朝鲜通信使促进了近世韩日两国的经济交流和发展 虽然德川幕府注重于以日韩复交作为其国际承认的象征以显示其政权的合法性,但对于作为幕府外交目标的实践者的对马藩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条件而将其特定的经济要求贯彻于议和交涉,促使朝鲜许可釜山开市,并于1609年签订《己酉条约》,使对马藩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制度化。按照该条约的规定,对马藩每年定期向釜山派出岁遣船,日本使节乘船同行,在位于釜山的倭馆内开展外交活动和贸易活动。倭馆不仅是两国开展贸易的场所,更是两国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围绕通信使的派遣双方进行交涉的地点就是釜山倭馆,且倭馆又是通信使出发和回国时的必经之地。对马藩想方设法扩大贸易规模,以增加通过贸易所获取的利益,而这种贸易利益成为对马藩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即对马藩通过倭馆贸易获取的利润占其财政收入的1/3到1/2。考虑到倭馆贸易进入衰退期之后,限于困境的对马藩只能求助于幕府获得财政支援以勉强维持其财政的事实,可知朝鲜后期的倭馆贸易对于对马藩来说是何等重要。此外,倭馆贸易又是幕府获得其所需的生丝、人参等国内需求日增的商品的一个重要渠道。通过倭馆贸易流入日本国内的这些商品不仅满足了其需求,同时也促进了日本相关产业的发展。 两次倭乱致使朝鲜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濒临破产境地,全国耕地面积减少了2/3,且人口锐减。倭馆贸易的恢复,不仅满足了朝鲜国内的商品需求,而且使朝鲜政府和商人的收入增加,对朝鲜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通过倭馆贸易,朝鲜从日本引进了一些经济作物,有烟草、辣椒、红薯等。朝鲜于1616年左右从对马引进了烟草的种子和栽培技术,并迅速在全国得以普及,后大量出口到中国获取巨额经济利益。与烟草一同引进的辣椒后来使朝鲜人的饮食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朝鲜称之为“蕃椒”、“倭椒”、“南蕃椒”。初始,辣椒作为胡椒的代用品来使用,后来作为防腐剂加入泡菜,成为其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红薯在17世纪初传入日本九州,而其普及到全国是以享保十七年的大灾年为契机。对马藩从1715年左右开始种植红薯,在1733年全国性大饥馑时救了不少身体虚弱的老人的性命,所以后来红薯被称为“孝行芋”。1764年作为通信使正使出访日本的赵曮将其种子和栽培技术引入朝鲜并在釜山附近和济州岛栽培,此后普及到全国,在19世纪连年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饥馑中救了很多人的性命。 3、朝鲜通信使促进了近世韩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发展 朝鲜通信使是两国善邻友好关系的象征,通信使不仅是朝鲜的外交使节,同时也是文化的交流者和传播者。使团成员除了官员以外,相当数量是朝鲜著名的学者、诗画名家。他们到达江户完成外交任务之后,就与日本国内的文人、学者进行广泛的交流。日本学者对朝鲜的儒学尤其是退溪学颇感兴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退溪学传入日本的是倭乱时期被劫持到日本的姜沆,其弟子藤原惺窝是日本朱子学的鼻祖。每当通信使来到江户,这些日本学者就聚到使馆与朝鲜学者进行笔谈,畅谈学术,唱酬汉诗。他们之间的笔谈内容后来都得以成书出版,如《七家唱和集》、《鸡林唱和集》、《和韩唱和》、《桑韩星槎答響》等。而通信使回国之后,使团官员或随行人员都著书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这些书籍不仅是当时朝鲜了解日本的局势及其历史、地理、风俗、文物的重要来源,也是后人了解当时韩日两国交流状况的重要史料。除儒学的交流以外,双方还在医学方面进行了交流。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前,日本的医员必携之书为朝鲜的《医方类聚》、《治肿抬南》、《东医宝鉴》等医学书。应幕府之请,通信使中包括“良医”一人、“医员”二人。他们不仅与日本医员进行医学方面的交流,而且还给日本幕府官员和学者治病、传授药方。两国医员之间的笔谈内容后被编辑成册得到出版,广为流传,如《桑韩唱和集》、《桑韩医谈》、《桑韩笔语》等。 日本曾从中国和朝鲜输入大量的书籍刻印出版发行且保存完好。朝鲜由于遭受两次倭乱的浩劫,国内珍藏的书籍不是被焚毁就是被掠去。因此,韩日关系恢复之后,朝鲜通过通信使访日和倭馆贸易输入了一些书籍(有《西湖游览》、《文献通考》、《太平广记》、《朱子大全》、《本草纲目》、《历史纲鉴》、《四书正义》、《五车韵瑞》、《左传》、《汉书评林》、《类聚纂要》、《列仙传》等12种)以供国内使用。 综上所述,朝鲜通信使对维护近世韩日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两国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同时也对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我们应该对朝鲜通信使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作出更为客观的评价。

图片 2 在相继经历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之后,日本、朝鲜之间的关系本应该进入很长时间的断绝状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两国竟然迅速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朝鲜还频频向日本派遣通信使,从而有效地推动两国关系的修复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那么朝鲜通信使的访日的缘由是什么?朝鲜通信使的活动概观又是怎样的呢? 壬辰倭乱和丁酉再乱不仅中断了朝鲜前期历经200年的韩日通交关系,同时也对东北亚三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趁明朝和朝鲜被卷入战乱之机,中国东北的女真人迅速崛起并最终取代明朝入主中原,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日本,战争期间养精蓄锐的德川家康战胜丰臣势力,建立了德川幕府;作为战场的朝鲜虽没有发生王朝的更迭,但其国力也大为削弱。战争给朝鲜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也给朝鲜人民的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使他们将日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此后历史的发展却颇出乎人们的意料,两国的讲和交涉进展迅速,在战争结束仅仅九年之后的1607年,朝鲜向日本派遣“回答兼刷还使”交换国书,使得两国之间一度中断的国交得以恢复。对此,人们不禁会提问,为何两国关系的恢复会如此迅速?下面来看一下两国之间展开交涉的具体过程。 讲和交涉首先是由日方提出的。关于交涉开始的时间,目前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早在战争结束的1598年8月,在与明朝进行停战协商时就已提出;第二种观点认为1599年3月对马岛主受德川家康之命向朝鲜派遣使者为两国讲和交涉之始;而根据朝鲜的记录,1599年6月以对马岛主宗义智的家臣柳川调信的名义送至釜山佥使李宗诚的书契为两国交涉之始。由于目前在日本和韩国均尚未找到能够直接证明这一时间的史料,所以两国学界尚未就此问题达成一致,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方先提出了讲和。 综观整个交涉过程,日本幕府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通过对马藩与朝鲜进行接触,而对马藩一开始就非常积极地在幕府和朝鲜之间进行斡旋,希望能早日实现国交正常化。对马藩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恢复两国关系纯粹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对马岛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九州之间,自古以来就是连接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的交通要冲。对马岛内山多耕地少,耕地面积只占314%,且土质贫瘠,又受海风侵袭,因此其单位面积产量非常低,还不到当时日本全国平均产量的一半,一年生产的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只能供全岛人维持三个月左右。因此,对马岛人自古就利用其交通条件从事与朝鲜半岛的贸易来补充不能自给的部分并维持生计。而战争中断了对马岛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切断了对马岛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对对马岛人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以,对马藩迫切希望尽快恢复两国关系,以便早日恢复被迫中断的贸易,以维持藩财政和岛民的生计。为此,对马岛主多次派遣使者送去要求讲和的书契,并送还了在战争期间被捕的朝鲜俘虏以示其诚意。 幕府虽然没有直接与朝鲜进行接触,但也非常重视与朝鲜的关系。在1600年关原之战获胜而掌握政权的家康按照与德川家族的关系对国内诸侯进行了改易、减封、转封,并增设了谱代大名,逐渐巩固了其统治基础。同时,他认为回归国际社会也是巩固其政权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由于丰臣秀吉两次侵朝,日本在东北亚陷入孤立境地,因此与中国和朝鲜恢复国交不仅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利润以充实其财力,而且也意味着德川政权将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面对欧洲势力的动向和复杂的东北亚局势,家康将朝鲜视为通向中国大陆的一个窗口予以重视。作为对马藩著名的儒学者、多年从事对朝交涉的雨森芳洲这样概括了家康的朝鲜政策:“在异国中朝鲜是近邻,因此建立善邻关系为其道理。若朝鲜与明朝共举复仇之事,则幕府就会陷入苦境。但若与朝鲜和好,则幕府的权威可达异国,也有利于对国内诸侯的统治,而且依靠邻交可知彼国的政情,日本武力强盛之状也可传达到明朝,此为永久保国之策。”因此,倭乱结束之后,家康以对马岛主宗义智为中介人,向朝鲜传达讲和之意,说“壬辰之事,身在关东,无法预知,况今尽反平贼之恶,实非仇怨,愿与通和”。 面对日方的讲和要求,朝鲜政府内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个派别。一派认为日本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禽兽不如,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绝不能与其议和。另一派则从现实出发,认为不能拒绝日方的议和要求。朝鲜两度遭受日本的蹂躏,蒙受巨大的损失,国土荒废,饿殍遍野,盗匪猖獗,大量珍贵书籍、瓷器、印刷机、活字印版等被日本掠去,尤其是近五万朝鲜人被劫持到日本,使众多家庭妻离子散。朝鲜的国力大为削弱,面临着即将崩溃的危机。如果此时日本再来犯境,朝鲜将毫无抵御能力,只能束手待毙。而此时在朝鲜北方,努尔哈赤领导的建州卫女真人势力迅速崛起,威胁到其北方边境的安全。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朝鲜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提出当务之急是创造安定的国际环境,以集中精力重建国家。议和派得到国王宣祖的支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为了确认日方讲和的真伪,朝鲜政府于1602年2月派全继信、孙文彧以“探贼使”身份前往对马岛“侦探贼情”。1603年10月,被扣留在萨摩的儒学家金光带着对马岛景辙玄苏的信函回国。他向朝鲜和明朝上疏,传达了日方希望尽快议和的态度。经过累次认真廷议之后,朝鲜政府于1604年7月再次派遣惟正、孙文彧到对马探听虚实、了解日本国情。翌年在宗义智、柳川调信、玄苏等人的陪同下,他们于3月到达伏见城会见了德川家康和秀忠。此次会见作为江户幕府和朝鲜政府之间的首次接触而受瞩目。1606年2月,经过廷议,朝鲜政府决定接受日方的议和要求,但同时提出了两个条件,即家康“先为致书”以及“缚送犯陵贼”即押送倭乱时挖掘成宗、中宗两位国王陵墓的犯陵贼,并表示只有先满足这两个条件才能开始谈议和之事。这两个条件在当时朝日关系中具有重大意义,即在当时尚未开始议和的情形之下,日方执政者首先向朝方致国书意味着日方的屈服,而“缚送犯陵贼”则意味着对侵犯朝鲜的侵略行径的惩罚。 朝方提出的上述两个条件于1606年8月由全继信传到对马。而出乎意料的是日方的回应非常迅速,11月日方派遣橘智正带来德川家康的国书,并押送来麻古沙九、麻多化之两个“犯陵贼”。朝鲜政府很快就识破日方的把戏(所谓国书是由柳川调信之子景直及其家臣岛川内臣等伪造的,而两个犯陵贼则是对马岛的犯人),但名分上朝鲜的要求都得以贯彻,朝鲜掌握了交涉的主导权。于是朝鲜政府决定按照当初的计划开始议和并派遣信使,而使团的名称并不是“通信使”,而是取对德川将军国书的回信以及刷还被劫持的朝鲜人之意定为“回答兼刷还使”。1607年1月12日,以吕祐吉为正使、庆暹为副使、丁好宽为从事官、成员达496人的庞大使团从汉阳出发,于5月24日到达江户并于6月6日向日方递交国书。在接受德川秀忠的回函之后,于6月14日离开江户回国,7月17日回到汉阳向宣祖复命。由此,因壬辰倭乱曾一度中断的朝日关系得以恢复。但是,由于朝鲜派出的只是兼具双重使命的回答兼刷还使,而不是标志着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和平使节通信使,两国关系实际上还未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此后,朝鲜应幕府之请,于1617年和1624年派出使节团访日,但其名称依然是“回答兼刷还使”。 1631年日本发生了所谓“柳川一件”的事件。对马藩主宗义成与家臣柳川调兴因领地和岁遣船问题发生争讼,柳川调兴谋求成为德川将军的直辖家臣而宗义成则想方设法遏制其企图的实现,于是二者先后诉诸幕府。柳川调兴为了立于不败之地,揭发对马藩篡改日朝国书,事件进一步演变为所谓“篡改国书事件”。1636年3月11日,德川家光亲自裁定宗义成无罪,严厉处罚了柳川调兴及其同伙。3月14日德川家光再次召见宗义成,责令其在1636年请来朝鲜通信使,同时指示将事件的处理结果通报朝鲜,表明今后的对朝外交由对马藩全权负责。与此同时,幕府加强了对对马藩的监管。 日本学者大多将“柳川一件”事件视为德川幕府建立“大君外交体制”的契机甚至是近世日韩关系的转折而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表现出德川幕府外交的主动性和灵活性,而朝鲜朝的外交则始终处于接受幕府所提要求的被动地位。而实际上,朝鲜对此事作出了积极而灵活的反应。该事件发生后,朝鲜迅速取得有关情报,“调兴与义成嫌隙渐成,调兴使密传书中,亦有凶言涉于我国云”,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岛主、调兴方相倾陷,此时送译恐妨于两间嫌疑,且彼若留置鳄浦,则不免空还,有辱国之患”,从而果断中止因贸易问题即将派遣的译官。但朝鲜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极谋求了解事件的真相及局势的进展。1632年德川秀忠去世,朝鲜派出译使吊慰,首开德川将军去世派遣译使行吊礼的先例并形成定制;1634年底应宗义成之请决定派遣“马上才”赴日并于翌年正月令译官洪喜男和崔义吉率领出发,以侦探日本的情报。 这一时期,朝鲜对日外交表现出的积极主动也与当时东北亚格局的变化有关。清朝的前身后金迅速崛起、势不可挡,朝鲜两面受压、处境尴尬。1627年1月后金三万大军侵入朝鲜,强迫朝鲜缔结“兄弟之盟”,史称“丁卯胡乱”。2月8日,备边司上疏提议将该事通报日本,仁祖准许。东莱府使柳大华于1627年2月27日将书契送至对马岛主处,而朝鲜向明朝兵部通报此事是3月9日。由于缺乏史料,朝鲜先向日本通报兵乱的原因无从得知,但可能是希望借此稳定朝日关系,以避免腹背受敌的窘境。幕府对于大陆局势的变化甚为关注,一方面通过对马藩“委送差倭,又送军器”,以示对朝鲜的支持;另一方面又提出“平辽通贡”的问题。1629年1月,幕府以规伯玄方为正使、平智广为副使出使朝鲜。朝鲜经过激烈的廷议,在壬辰倭乱之后首次允许日本使节进京,但拒绝了德川幕府的“平辽通贡”计划,日本使节只得无功而返。 1636年2月,幕府正式请求朝鲜派遣通信使。在对马藩主宗义成致朝鲜礼曹的文书中,首次正式起用“大君”称号指称将军,请求朝鲜遣使祝贺泰平。朝鲜接受日本称德川将军为“大君”的立场,同意派遣专使满足其“望我邻好之谊”的愿望。1636年8月,以任絖为正使、金世濂为副使、成员达475人的庞大使团从汉城起程,这是韩日两国复交后第一个冠以“通信使”之名的朝鲜使团,标志着韩日关系已全面恢复到壬辰倭乱之前的交邻状态。 从此,韩日两国关系得以制度化并稳定发展,朝鲜按照华夷秩序国际交往的礼制原则在历代德川将军袭职时派遣贺使以示祝贺,而德川幕府则每次都答书赠物以示感谢,即使华夷秩序的中心国中国改朝换代也没有改变朝日交邻关系。1811年,朝鲜通信使“异地交聘”,不再到江户,只在对马进行活动。此后因经费等多方面原因,通信使的活动终止。1607~1811年,朝鲜先后12次出使日本,其使命、人员构成等可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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