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方勇:三论“新子学”

2019-05-28 20:45 来源:未知

学术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决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根本上讲,“新子学”所关心的正是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2012年10月,我们在《“新子学”构想》中全面论述了对当代诸子学发展的看法。2013年9月,又通过《再论“新子学”》集中探讨了“子学精神”。经过数年的思考,我们进一步认为,从“新子学”角度观照传统文化创新,具有其独特的可行性与挑战性,并关联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追溯原点 多元文明的观念在今日已成为普遍常识,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也时常见诸媒体。与之相关的还有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讨论、杜维明的东亚现代性论述等。多元现代性是对经典现代性叙事的一种反驳,旨在强调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内在关联。着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同样是颠覆性的,只不过其内生因素起到了克服作用。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发现,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最初都是被迫卷入现代的,都有一个急速的模仿期。当现代性深刻嵌入之后,后发国家的固有文化与现代性的协调问题就会逐渐突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文明体,其文化的生命力由来已久。当然,近代以来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弱点。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极速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问题。一个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发展必须落实为每个人的文明生活,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观念在当下中国影响甚大,学界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整理知识的阶段,研究方法尚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这实际上强化了外来价值体系的影响。此前,“新子学”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张,就是希望中国学术能摆脱既有模式,重视创新精神。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 对于先秦学术,传统时代的学者大多囿于经学心态,无法客观认识其价值。近代以来观念更新,学者多能道破要点。章太炎评价中国学术:“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自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也有类似看法。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先秦时代元典性的认识。中国学术的革新,几乎每一次都是对先秦学术的重新发掘。汉代今文学影响最大的公羊学,是早期经学和诸子学的结合。魏晋玄学汇通三玄,是对于儒、道两家智慧的融通。宋明理学建立四书系统,是对早期儒学的一次重构,不过其强分正统、异端,则扭曲了先秦时代的思想脉络。在理学兴起前后,道教学者也以心性论为架构,成功复兴了道家。其后,宋明理学模式在明清之际陷入困局。清代学术以反省心学、理学为起点,经学考证成为主流,然其逐渐流于烦琐,终究难当大任。清代中后期,今文学和诸子学兴起,先秦学术传统再次复活,并在形态上最接近于元典时代的原貌。今文学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再到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蔚为大观,于晚清掀起巨浪,在当代又重获新生。诸子学则从王念孙、王引之到俞樾、陈澧,再到章太炎,渐次张大,后并借助哲学史的形式成为主流。梁启超在回顾清代学术发展时指出,清代学术的脉络是由宋而汉,由东汉而西汉,有一个渐次回溯的过程。当代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以蒙文通为例,其治学接续廖平一系,由今古文而入齐学、鲁学,再进至诸子学,深探古典时期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可说是晚近学术演进的一个范例。数百年来,学术史的线索皆在于摆脱宋明理学模型的束缚,最终指向先秦学术的原生面貌,这可看作今天古典学问的方向。 先秦学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图景,汉宋明等不同时代对其有不同描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脉络。近代以来,先秦哲学史对此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图景,而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犹有未及。哲学史的范式预设了诸子学研究的模板,研究的兴趣多着力于形上学,诸子学本来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了,而我们实则应于原生中国意识的定位上再多下功夫。除了学术观念的更新,考古学发现同样重要。我们有机会认识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先秦时代,如禅让风气与今文学发展的关系,孔孟之间、老庄之间的学术链条,黄老学的展开等,这些是传统时代无从想象的。诸子学的发展谱系,远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复杂,各家的共通性非常大,相互的影响极深。因而,当代实具备了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极佳契机。更重要的是,诸子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开放的气质,正是中国思想原创力的突出体现。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摆脱各种固有观念的束缚,汲取元典智慧,融会当代理念,是为学术创新之关键所在。 重构典范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学者各有不同理解,或宣扬儒学道统说,或主张道家主干说,或以经学为中心。“新子学”提出之后,也有学者主张经学、子学兼治。关于经典文本的结构,当代学者也有新的探索,如主张以《论语》《孟子》《荀子》《礼记》为“新四书”,或者以儒家经典加上《老子》《庄子》为“新经学”。传统本即复合多元,不同的主张确可相互促进。以“新子学”的角度观之,谁是主流、谁是正统的争论,在古代自有其理据所在,而置诸今日,却已渐失其讨论价值。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应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格局看待传统资源,因为中国思想要解决的不再是内部问题,而是如何应对现代性挑战。将儒学视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与正统,不免失于偏狭。中国社会已经深深扎进现代体系之中,文化转型势在必行。学术要大胆创新,要适应时代,有必要对传统做一番大的重构。我们认为,重构的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先秦时代思想的结构。 先秦是文明转型的时代,也是构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时代。围绕着建立一个怎样的文明体和如何建立这个文明体,早期的思想家们既能汲取古代的资源,又能深刻观察现实,他们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形成了众多流派。孔子和老子作为儒道思想的原点,各自发展出思想系统,同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保持共识。原始儒家温厚活泼,开通多元,在其被体制化之前,既没有沾染经学的气息,也没有为维系中枢权威而不惜一切代价。原始道家宗旨清晰,意在构建更宽松更有活力的小规模文明体,而不像汉代之后被过度扭曲,畸变为一统帝国的统治技巧或者身体操作的指南。墨家是儒学价值的直接挑战者,开辟了论战的新视野,其关注底层和技术的倾向,为其他学派所不及。孟子和庄子都提到杨、墨的风行,可见墨家对当时思想界的巨大冲击。法家后起,代表了诸子学新兴力量,指引了当时政治体的发展,其系统的治理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各家宗旨不一,却能相互吸收,越到晚期,这种趋势越明显。至《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各家思想渐被吸纳并收,表达为一种中国早期文明的整体想象,最终促进了以秦汉帝国为标志的文明体的形成,这是思想创造力与时代呼应的典范。 从文化内部来看,先秦诸家皆能开出思想的新路,光耀一时。如果站在世界文明的维度上,最受瞩目的,则当属以孔、老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道家。其中深藏的历史洞见和思想基因,也是现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创新时代的宝贵资源。由孔、老切入元典时代,自然会在诸子学之外,注意到早期经学的价值。六经是古代典籍,其成为一个整体,则有赖于孔子。早期经学的发展,多体现为“传”,如《春秋公羊传》《周易传》等。汉代学者将《春秋》视为孔子思想的关键,而今人研究却多限于《论语》,对孔子和《春秋传》的关系有欠关注,不利于深入理解。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老子与《周易》在思想上的联系,特别是后世,无论王弼、陈抟抑或王夫之,易、老通治都是其学术的基础。《周易》和《老子》相互融通,古人限于经学观念,多不明言,今天则不妨深入加以讨论。“新子学”认为,关于元典时期的研究范围实应涵括诸子各家,旁涉早期经学,这样就能跳出经、子二分的传统观念,回归原点。我们主张以《春秋》《周易》《论语》《老子》为基础,这可能是激发创造的新典范;再旁及《孟子》《荀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等其他经典,形成元文化经典的新构造。 儒、道异同,经、子尊卑,一直是中国思想史上备受关注的重要命题。庄子云:“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在传统语境中,固然有合同孔、老的主张,也有很多人严分儒、道。而从出土的郭店简来看,早期儒、道两家并非水火不容。唐以前,学者出入经子百家是常态;只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理学家构造出正统和异端的界限,似乎孔子和老子完全成了正、邪之分。朱子把老子看成是阴谋家,务必除之而后快,这一态度对后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略览清人熊赐履《学统》即了然。直到近代以来,诸子学复兴,学者才有真正改变,魏源、陈三立、高延第等都能平视孔、老,有如徐绍桢、严复等,甚至认为老子高于孔子。在今天多元文明的语境下,我们体认到,孔、老之间的同质性要大于差异性。约略言之,与古希腊思想比较,孔、老都是天下主义者,都能尊重不同族群,有人类一体的情怀,而不至于自困于城邦政治,甚至视奴隶为工具。与希伯来传统比较,孔、老都能发扬人文精神,“依自不依他”,而不以神格压制人道。这一洞见,于各大文明之中独树一帜。其他诸如深思德、位、时、中,以历史意识通观政治社会,皆可看出中国文化的深层精神。西方学者看待老子和孔子,大概就像我们看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是早期中国的主脉。古人的智慧在前,如何融通开新,参与到世界范围的讨论中,这是今天的任务。“新子学”主张,在面对西方文化的背景下,深入把握早期经典中的相通之处,熔铸出新解,这当是学术创新的途径。 唤醒价值 返归元典时代,意味着学术研究方式的转型。近代以来诸子学研究主要采取了哲学史模式,体现为“中国哲学”的知识系统,其最大的兴趣则在构造形上学。站在“新子学”的角度上,“中国哲学”事实上成为现代性叙事的构件,其在知识上的贡献远大于价值上的。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学术存在很大差异,其价值意义大于知识意义,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学者有清醒的认识。章太炎认为,中国学术在致用,西方学术在求是。柳诒徵认为,中国学术重在实行,西方学术重在知识。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是引导性的,西方哲学是解释性的。类似的讲法还有很多。晚年的徐复观为谈这一问题,专门作《向孔子的思想性格回归》一文,主张以恢复儒学的实践品格为方向。当代的研究者也有类似的主张。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的方向应该是对治现代性,而非论证现代性。从哲学史的范式中走出来,把重点从知识构造转出,重新唤醒传统资源的价值意义,让经典回到生活境遇中,这是关键。当然,这不是说把古人的话头直接搬到现在,也不是说不顾及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味复古。唤醒价值,是指在传统价值中找到适应当代的形式,并与现代价值做有效沟通。这就需要诸子学研究模式的创新。这方面我们已做了适当的探索。其一是研究的原理化。原理化要求不再局限于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的框架,而是以问题为中心,做一种会通的研究。要抓住核心观念疏通古今,融入现代生活中加以讨论。诸子学具有恒久的意义,在于其洞见了文明中的基本事实,其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最切近中国社会。其二是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以往的研究都偏于哲学化,我们应该更多注意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解释古典文本。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在于,这是一个高度“人工化”的社会,一切现象都需要社会科学的视角才可以理解。古典时期的智慧需要结合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的方法来阐释,才可能具有实际的解释力。学界较为缺乏像费孝通《乡土中国》一类的研究,不免阻碍了古典文本的意义开放。诸子思想的本旨在政治治理,现在的研究则多是集中于哲理方面,我们认为应该结合政治学理论的新发展做研究。 法国思想家科耶夫认为,现代性的本质是欲望,这指出了现代文化的根本弱点。一切打着主体、自我等旗帜的宣扬,最后都会一头栽进虚无主义的深渊。如何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不仅是西方文化的问题,也是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多元文明的共同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需要冷静理解现代社会和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现代社会中的主要特质,诸如巨大的活动力、线性的进步观、人的主体化,这些都是古典社会所没有的现象。资本和技术推动下的社会突进,并非传统文化能够直接无转换地嵌入。我们不能要求传统思想全面构造现代社会,传统文化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价值系统,解决现代背景下的人的问题。不同的文明传统有不同的价值体系,西方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和解决方案,诸如“解放神学”就是力图解决现代社会困境的一种努力。西方的价值体系与其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并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困境。要解决现代化中的中国人的问题,无法模仿西方,只能通过对自身文化的创新来解决。诚然,先秦诸子并没有现代生活的经验,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为了解决今天的问题。但是,诸子思想是对文明的深刻洞见,尤其是对人的深刻理解,这些具有普世和恒久的价值。假如我们把技术和资本的问题理解为物,先秦诸子要处理的就是人如何应物的问题,这是传统文化研究创新的根本点。 以中国的价值来应对外来文化,宋儒曾经做过相应的思考。事实证明这样的创造性改造才能解决价值问题。陈寅恪曾指出:“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民族本来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承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这也是创造性转化最早的表达。今天我们做的是融克西方观念的工作,关键还在如何发掘元典智慧,以应对当代挑战。譬如原始儒家强调家庭、教育和德性生活,这对当代中国非常重要。稳定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发展对现代家庭冲击巨大,城乡二元下的家庭和教育缺失问题尤为突出。而儒家的家不仅指家庭,也可以是一种组织原则,能够在社会组织中起到想象共同体的作用。如何把这些发展为管理学理论,值得思考。又如在政治伦理方面,儒家主张对国家行为做方向性的引导,强化行政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对官员的纪律约束,而道家则倾向于政治体的自我约束,放开管制,这些都可以转化为新的社会理论,都是先秦诸子探索与思考并总结出一定方法与结论的重要话题。通观原始儒家、道家,孔子讲“和而不同”,老子讲“玄同”,庄子讲“莫若以明”,都显示了开阔而包容的文化态度,其背后的理论意涵尤其值得深入发掘,并通过精深的研究形成完整的论说。中华文明并不是一枝独秀,中华文明也不低人一等,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合作中保存特质,这是诸子精神的当代意义。“新子学”认为,具有现实指向的价值重建,能够使传统文明在国家制度、政策以及个人生活中真正落实其价值,对当代社会产生应有的贡献。 只有当资本不再是自我逐利的怪兽,个人不再是虚空欲望的躯壳,中国人的文明生活才是值得期待的。传统完全可以转化为现代的商业理念,也可以深入其他领域,关键还在于创新的魄力与能力。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中国的传统研究最终还是要提供一种身份认同,助力于文明生活的重建。“天下文明”是古人最高的理想,也是吾辈应当努力驱驰的方向。传统中国已经深深嵌入现代世界,中国的命运和整个世界息息相关。如何把中国的思想力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开掘出来,考验着每一个认真思考与生活的人。《庄子》云:“道术将为天下裂。”时至今日,我们不妨将其理解为:多元会通的中华文明,正需要通过追溯原点、重构典范、唤醒价值的一系列创新实践,才能突破自身旧有格局,从而更深刻、更切实地屹立于风云变幻的现代世界。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

  学术创新是当今时代的重大课题,积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元典精神,解决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从根本上讲,“新子学”所关心的正是传统文化研究如何创新的问题。2012年10月,我们在《“新子学”构想》中全面论述了对当代诸子学发展的看法。2013年9月,又通过《再论“新子学”》集中探讨了“子学精神”。经过数年的思考,我们进一步认为,从“新子学”角度观照传统文化创新,具有其独特的可行性与挑战性,并关联到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追溯原点

  多元文明的观念在今日已成为普遍常识,文明的冲突与对话也时常见诸媒体。与之相关的还有多元现代性的观念,如艾森斯塔特的多元现代性讨论、杜维明的东亚现代性论述等。多元现代性是对经典现代性叙事的一种反驳,旨在强调不同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指出,现代性对西方社会同样是颠覆性的,只不过其内生因素起到了克服作用。借助全球史的视野,我们发现,后发现代化的国家最初都是被迫卷入现代的,都有一个急速的模仿期。当现代性深刻嵌入之后,后发国家的固有文化与现代性的协调问题就会逐渐突出。这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借鉴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连续不间断的文明体,其文化的生命力由来已久。当然,近代以来的挫折也揭示了中国文化内在的弱点。特别是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极速现代化,经济繁荣、社会昌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诸多问题。一个单纯发展经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社会发展必须落实为每个人的文明生活,这就需要文化的形塑力量。西方的流行观念在当下中国影响甚大,学界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大多处于整理知识的阶段,研究方法尚依赖于西方话语体系,这实际上强化了外来价值体系的影响。此前,“新子学”提出正本清源的主张,就是希望中国学术能摆脱既有模式,重视创新精神。我们认为,传统文化研究创新首先需要回到中国思想的原点,即先秦时代的诸子学传统。

  对于先秦学术,传统时代的学者大多囿于经学心态,无法客观认识其价值。近代以来观念更新,学者多能道破要点。章太炎评价中国学术:“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自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后来的胡适、冯友兰等也有类似看法。这些都加深了我们对先秦时代元典性的认识。中国学术的革新,几乎每一次都是对先秦学术的重新发掘。汉代今文学影响最大的公羊学,是早期经学和诸子学的结合。魏晋玄学汇通三玄,是对于儒、道两家智慧的融通。宋明理学建立四书系统,是对早期儒学的一次重构,不过其强分正统、异端,则扭曲了先秦时代的思想脉络。在理学兴起前后,道教学者也以心性论为架构,成功复兴了道家。其后,宋明理学模式在明清之际陷入困局。清代学术以反省心学、理学为起点,经学考证成为主流,然其逐渐流于烦琐,终究难当大任。清代中后期,今文学和诸子学兴起,先秦学术传统再次复活,并在形态上最接近于元典时代的原貌。今文学从庄存与、刘逢禄到龚自珍、魏源,再到廖平、康有为、梁启超,蔚为大观,于晚清掀起巨浪,在当代又重获新生。诸子学则从王念孙、王引之到俞樾、陈澧,再到章太炎,渐次张大,后并借助哲学史的形式成为主流。梁启超在回顾清代学术发展时指出,清代学术的脉络是由宋而汉,由东汉而西汉,有一个渐次回溯的过程。当代研究清代学术史的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以蒙文通为例,其治学接续廖平一系,由今古文而入齐学、鲁学,再进至诸子学,深探古典时期的哲学与政治思想,可说是晚近学术演进的一个范例。数百年来,学术史的线索皆在于摆脱宋明理学模型的束缚,最终指向先秦学术的原生面貌,这可看作今天古典学问的方向。

  先秦学术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图景,汉宋明等不同时代对其有不同描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解释者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脉络。近代以来,先秦哲学史对此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图景,而这些工作在今天看来犹有未及。哲学史的范式预设了诸子学研究的模板,研究的兴趣多着力于形上学,诸子学本来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线索被遮蔽了,而我们实则应于原生中国意识的定位上再多下功夫。除了学术观念的更新,考古学发现同样重要。我们有机会认识古人完全无法想象的先秦时代,如禅让风气与今文学发展的关系,孔孟之间、老庄之间的学术链条,黄老学的展开等,这些是传统时代无从想象的。诸子学的发展谱系,远较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复杂,各家的共通性非常大,相互的影响极深。因而,当代实具备了回归中国思想原点的极佳契机。更重要的是,诸子学本身所具有的多元开放的气质,正是中国思想原创力的突出体现。身处现代语境中的当代研究者,不妨学习和继承先秦时期“处士横议”的原创精神与恣纵气势,摆脱各种固有观念的束缚,汲取元典智慧,融会当代理念,是为学术创新之关键所在。

重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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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是文明转型的时代,也是构想新的天下秩序的时代。围绕着建立一个怎样的文明体和如何建立这个文明体,早期的思想家们既能汲取古代的资源,又能深刻观察现实,他们独立思考,大胆发言,形成了众多流派。孔子和老子作为儒道思想的原点,各自发展出思想系统,同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保持共识。原始儒家温厚活泼,开通多元,在其被体制化之前,既没有沾染经学的气息,也没有为维系中枢权威而不惜一切代价。原始道家宗旨清晰,意在构建更宽松更有活力的小规模文明体,而不像汉代之后被过度扭曲,畸变为一统帝国的统治技巧或者身体操作的指南。墨家是儒学价值的直接挑战者,开辟了论战的新视野,其关注底层和技术的倾向,为其他学派所不及。孟子和庄子都提到杨、墨的风行,可见墨家对当时思想界的巨大冲击。法家后起,代表了诸子学新兴力量,指引了当时政治体的发展,其系统的治理思想在后世影响深远。各家宗旨不一,却能相互吸收,越到晚期,这种趋势越明显。至《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各家思想渐被吸纳并收,表达为一种中国早期文明的整体想象,最终促进了以秦汉帝国为标志的文明体的形成,这是思想创造力与时代呼应的典范。

  从文化内部来看,先秦诸家皆能开出思想的新路,光耀一时。如果站在世界文明的维度上,最受瞩目的,则当属以孔、老为代表的原始儒家、道家。其中深藏的历史洞见和思想基因,也是现代文明重新理解自身、创新时代的宝贵资源。由孔、老切入元典时代,自然会在诸子学之外,注意到早期经学的价值。六经是古代典籍,其成为一个整体,则有赖于孔子。早期经学的发展,多体现为“传”,如《春秋公羊传》《周易传》等。汉代学者将《春秋》视为孔子思想的关键,而今人研究却多限于《论语》,对孔子和《春秋传》的关系有欠关注,不利于深入理解。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老子与《周易》在思想上的联系,特别是后世,无论王弼、陈抟抑或王夫之,易、老通治都是其学术的基础。《周易》和《老子》相互融通,古人限于经学观念,多不明言,今天则不妨深入加以讨论。“新子学”认为,关于元典时期的研究范围实应涵括诸子各家,旁涉早期经学,这样就能跳出经、子二分的传统观念,回归原点。我们主张以《春秋》《周易》《论语》《老子》为基础,这可能是激发创造的新典范;再旁及《孟子》《荀子》《庄子》《墨子》和《韩非子》等其他经典,形成元文化经典的新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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